自古圣贤因时立教，虽若不同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。《书》谓“惟精惟一”①，《易》谓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②，孔子谓“格致诚正，博文约礼”③，曾子谓“忠恕”④，子思谓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⑤，孟子谓“集义养气，求其放心”⑥，虽若人自为说，有不可强同者，而求其要领归宿，合若符契。何者？夫道一而已。道同则心同，心同则学同。其卒不同者，皆邪说也。
从前的圣贤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立自己的实践方法，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，但其用功的主旨方向却是一致的。《尚书》说“惟精惟一”，《易经》说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孔子说“格致诚正，博文约礼”，曾子说“忠恕”，子思说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孟子说“集义养气，求其放心”，虽然每个人各有各的表达，有其不能强求一致的地方，但其中的关键和方向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道是同一的。天道同，人心则同；人心同，则学问亦同。那些本质上与此不同的学说，都不过是异端邪术罢了。惟精惟一：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大意指用功精深，用心专一。精，用功精深；一，专心。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：语出《周易·坤·文言》。大意是：用敬矫正内在的思想，用义规范外在的行为。格致诚正，博文约礼：所谓“格致诚正”，即《大学》八目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中的正心、诚意、格物、致知。原文为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；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”大意是：古代想要将高尚的德行弘扬于天下的人，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，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；想要管理好自己家庭的人，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；想要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，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；想要端正自己内心的人，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；想要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，先要实践扩充自己的良知；实践扩充自己的良知的途径在于随事体察和纠正心念。（此处“致知”和“格物”的解释是按照王阳明的说法。）“博文约礼”语出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大意是：君子广泛地学习和实践，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，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。忠恕：语出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唯。’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？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大意是：孔子说：“我的学问贯通为一。”曾子解释说：“老师的学问，忠恕两个字罢了。”尊德性而道问学：语出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。”大意是：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，又要经由学习、存养发展善性。子思，孔子的孙子，曾子的学生，被认为是《中庸》一书的作者。集义养气，求其放心：“集义”，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”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谓：“集义，犹言积善，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。”“养气”，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养气说”是孟子修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阳明先生所推崇，它指的是培养人的内在品德，和中医“养气”之说并不相同。“求其放心”，语出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大意是：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什么，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。放，放任。
后世大患，尤在无志，故今以立志为说。中间字字句句，莫非立志。盖终身问学之功，只是立得志而已。若以是说而合精一，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；以是说而合敬义，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。其诸“格致”、“博约”、“忠恕”等说，无不吻合。但能实心体之，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。
后世之人的大毛病，主要是在没有志向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写这篇“立志说”。中间一字一句，都是和立志相关的。因为人一生求学的功夫，也只是能够立志而已。如果把我所说和“精一”对照，则一字一句都是“精一”的功夫；如果把我所说和“敬义”对照，则一字一句都是“敬义”的功夫。其他像“格致”、“博约”、“忠恕”等说，也都和我这里说的相符合。你如果能真实体会，就会相信我讲的都是真的。
这篇文章写于正德十年（1515），因弟弟王守文之请而写的，讲的是如何树立志向。王阳明最看重志向，他自幼就树立了成圣贤的志向。小时候问私塾老师什么是“人生第一等事”，老师回答说：就是读书科举做官。阳明反驳说不然，“读书成圣方为第一等事！”这不平凡的志向让老师惊愕不已。你立什么志，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西方“唯意志论”哲学家叔本华说：“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，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。”说的是人的意志力是自作主宰的，阳明的立志，也庶几近之。
志者，心之所之也。它是生命追求的内在驱动力，阳明形容为“气之帅、人之命、木之根、水之源。”早在贵州龙场时，他就写了《教条示龙场诸生》，定下四条规训：立志、勤学、改过、责善。立志是放在首位的，并开宗明义点出：“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”
在这篇文字中他依然强调：学莫先于立志。立的是成圣贤的志。这样才不能沦为平庸之辈。具体说来就是让心纯粹地向着天理，去除掉私欲。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私欲指的是不正当的感性欲望，“纯乎天理”就是让内在的道德理性提振起来，洞察、消融、净化人性中的种种偏私陋习。阳明并没有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，以为立志后就一劳永逸。他强调的是“正诸先觉、考诸古训”的作用，即明师和圣贤经典的引领。因为对于初立志或立志不笃的人来说，他们内心是没有依靠的，需要一个先知先觉者来护持他们。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虚心去听取，思考、再辨明，不要一开始就质疑，才能养出“尊崇笃信”的志向。
在阳明看来，家庭最理想的状态是父子兄弟共同立下成圣贤的志向，互相成全。他有个潮州学生叫黄梦星，他父亲从当地读书人那里听闻过阳明的学说，心向往之，但年事已高，未能亲往求学，只能命儿子去绍兴师从阳明，还说：“我老了，我不希望你考科举，只希望你能一闻夫子之道。我就算啜粥饮水，死填沟壑，也心满意足了。”黄梦星为了侍父事师两不误，多次不远万里，往返于浙江、广东之间，令阳明十分感动，亟称黄氏父子“诚心一志”，做父亲的能“以圣贤之学督教其子”，做儿子的能成全父亲的志向，是真正的父慈子孝。
近代享誉国际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（1890—1990），他后来虽皈依基督教，但童年时就立下儒家修齐治平的远大志向：
我读的古书，虽然有限，但它们都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田中，埋下一粒微妙的火种，要经过一二十年，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。平民教育运动、乡村建设运动，不论在中国，或是在海外，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，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。幼年的教育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。天天向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牌位磕头，日日夜夜对着这牌位，口诵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誓言，尽管那套大道理，不甚了了，脑袋里还是装满了它。我很早就有“忧以天下乐以天下”的壮怀，似乎以此为当然。个人、家、国、天下，既是一脉相连读书人的理想，大则为民从政，小则显亲扬名，实际上两者是一回事。也就是功名致仕，其极致是为一国之相。科举未废除前，我也做过这样的梦。现在回想觉得有点可笑，但也可见我自幼心高好强，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志，平民教育、乡村改造，都是放眼世界的运动，和我小时的理想，可说是殊途同归。（《早期经验与影响》，摘自《晏阳初文集》，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