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作“不我知者”。阮元校云：“《唐石经》小字本同，相台本作‘不知我者’，闽本、明监本、毛本同。案：相台本非也。《笺》倒经作‘不知我者’，《正义》依之耳。不可据以改经。下章同。”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亦云：“‘不我知’犹《论语》云‘不患莫己知’，古人自有倒语耳。今本作‘不知我’，盖因《笺》云‘不知我所为歌谣之意者’而误。”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引阮元校证并云：“李黄《集解》、范氏《补传》、吕氏《读诗记》、戴氏《续诗记》、许氏《名物钞》皆作‘不我知者’，惟苏氏《诗传》、王氏《总闻》、朱《传》、严《缉》与相台本同。当从《唐石经》为正。”今通行之书如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俱作“不我知者”。按：《唐石经》作“不我知者”，有古本如此的可能。但阮元以来诸家以为唯“不我知者”为是，则未必。阮元、马瑞辰以为因《笺》而误，亦非是。《王风·黍离》“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”，句式同而无异文，则本诗或者古本作“不知我者”。今为同《黍离》一致，便于诵记，改作“不知我者”。

士：最低级的贵族阶层，也指知识分子。也：语助词。骄：高傲。

彼人：指时君或执政者，即上文所说“不知我者”。是：这，这样。这句说：那些人就是这样（糊里糊涂）。

子：泛指听歌者、听倾诉者。何其（jī）：怎么（办）。其，语助词。这句说：你说能怎么样？意谓对此形势、对这一群临近瓦解尚不觉醒的人没有什么办法。

盖（hé）：通“盍”，何不。这句说：何不丢开不要想它。

棘：酸枣树。

聊：姑且。行国：行游国中。

罔极：无常，行事没有定准。指不合礼仪制度。

【品评】　《诗序》说：“《园有桃》，刺时也。大夫忧其君，国小而迫，而俭以啬，不能用其民，而无德教，日以侵削，故作是诗也。”郑玄《笺》甚至说：“魏君薄公税、省国用、不取于民，食园桃而已。”魏源《诗古微》批评郑玄《笺》说：“虽许行、墨翟有不能行，而谓有是俭主乎？”魏源以为首二句“是兴非赋”，是也。当然，兴词同诗本文主要是起韵的作用，有时由于当时歌唱中兴词的习惯用法和作者潜意识的反应，也多少表现出一点情调上叙事氛围上的联系，在不即不离之间。清李光地《诗所》说：“此诗文意，朱《传》尽之。但为何事兴感，则不可晓。大抵诗意不可以辞寻者，当观其所起兴。园有桃者，不能独玩其华而已，也以食其实也。乱世之政，多有其文而无其实，视其文则曰是矣，责其实则非也，是以诗人忧之与？”其说近是。由诗中“谓我士也骄”一句看，作者当为下层贵族。此诗同《王风·黍离》一样，其发为歌咏，似乎并无明确的针对性，却表现出一种说不清的忧虑与哀伤。春秋时，魏国灭于周惠王十六年（前661）。此诗应作于周庄王（前696—前682）、釐王（前681—前677）至惠王（前676—前652）前期的一段时间中，而以在惠王前期的可能性大。故明代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定于周惠王之世。

本诗作者是公元前七世纪前期魏国统治集团的下层人物，他头脑清醒，但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。他的有些话、有些做法，虽出于挽救国运的颓势，却被统治者看作无礼甚至僭越行为，受到指责与嘲讽。他一方面为国之将亡忧愁，另一方面又为执政者之执迷不悟着急。本诗虽然只是春秋初年小国士人之作，实际上也吐露出春秋之时所有头脑清醒的士人的心声，相当程度上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。春秋初年也有不少礼仪诗、赞颂诗，鼓瑟鼓琴，式燕以乐，穆穆皇皇，其实不过是维持一个空架子，西周之时的宗法关系、礼乐制度在迅速崩溃之中。“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”，诗人的清醒增加了他的孤独感，形成了他最大的悲哀。这一点同战国末年屈原的《离骚》相近。两章的后四句完全相同，是所谓复唱。而“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”语意一转，与前面的“谓我士也骄”、“谓我士罔极”并不衔接，不能看作所谓“不知我者”对诗人的指责之语。有的学者将“士也骄，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”看作“谓我”的内容，误。

两章末尾的“盖亦勿思”，真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，想不思而又不能不思，意味深长。

陟岵

陟彼岵兮，瞻望父兮。父曰：嗟！予子行役，夙夜无已。上慎旃哉！犹来无止！

陟彼屺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：嗟！予季行役，夙夜无寐。(10)上慎旃哉！犹来无弃！(11)

陟彼冈兮，瞻望兄兮。兄曰：嗟！予弟行役，夙夜无偕(12)。上慎旃哉！犹来无死！